胡育：新加坡“小国崛起”的成因
无论以现代何种经济社会标准衡量，新加坡社会无疑都是成功的，唯独民主例外。民主“很成问题”且为自由主义者所诟病的新加坡，即便是政治及国家制度，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世界语境下，仍然可圈可点，甚至可以说“优势”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新加坡疑似威权政治制度的负面印象。并且，新加坡高效透明的廉洁政府形象，更为世人所瞩目。通常只在民主政体下才有可能出现的高效廉洁政府，很奇怪的出现在了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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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这颗耀眼的南洋之花，何以做到“小国崛起”？
自新加坡1965年建国，特别是当它取得举世瞩目经济成就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个“小国”一举成为世界的新加坡现象，对其成因的解读异彩纷呈，不可谓不多。
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全球很多国家都曾表现出学习新加坡经验的意向与实践。新加坡经验能否被复制？看起来似乎可以，然而学起却又似乎太难。原因除了新加坡的成功绝不仅仅是那些表面看起来的所谓经济体制改革奏效，更不是那些准政治威权舆论管控的“维稳”，而是更为深层的自然社会人文甚至是殖民历史原因，当然还包括一部分“历史英雄主义”因素在内，共同作用于新加坡岛。
几十年来，新加坡经验的那些学习者，往往争功近利看到的是新加坡的近利于急功，往往是一些心怀鬼胎意图探究借鉴新加坡“政治威权，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而这恰恰不是新加坡成功的所谓经验，而是新加坡成长的烦恼，是李光耀脸上的黑痣，却被极权者视为既不失权柄又可经济发达的成功之路。
100多年前，晚清五大臣考察西方归来，统治者集团共商国事的结论是，决定学习英国经验。吸引晚清统治集团的原因，不仅是因为英国是民富国强世界第一，更吸引这帮人的是，英国人做到称霸世界，居然还可以保留皇帝位。岂不知英国重视历史经验沉淀的宪政法治体系与传统，在西方国家中，效仿与复制难度最大，没有之一。远东地区包括日本及后来的中华民国，最终选择参照德法大陆法系建构国家体制特别是法律体系，部分原因也正在于此。
遍览今日世界各国，除原属英殖民地受英国人长期“一对一”“辅导”而后行英美法系外，其它国家和地区几乎无一例外属于成文法传统的大陆法系。
一、新加坡经验的自然历史背景
在给出笔者的结论之前，我们暂且将历史拖得更久远一些---
二百年左右前的19世纪，是世界东西方历史非常重要的分水岭。19世纪前，东西方历史虽有交集，其中在13世纪前后曾有过一次碰撞高潮，但总体上是各自以独立的体系发展。这种独立发展表征，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在宗教、文化、道德、法律等各方面，甚至表现在文学艺术层面亦径渭分明，正如在声乐器物的区别那样。而即便是13世纪的东西交流，也较多体现在以贸易为纽带的器物上的交流。文化制度方面的交流虽然也是存在的，但均未产生一方对另一方根本性的影响或改变。
1800年后的200多年时间跨度里，西方文明开始向东方文明体渗透影响，至今尚未终结。西方文明到来之前，东方文明（包括印度与中华文明两大版块）特别是中华文明版块，主要以远东儒家文化为核心，前后历经至少三千年以上的可追溯文明史（细分下来，我们估且将东周列国乃至之前称之为前儒家文化）。东方制度文明至唐宋达到巅峰，影响远东广袤地区。之后，在社会制度层面几无建树。也有说认为，中国在西汉即耗尽其专制的制度红利。后世的发展多在帝国体制下登峰造极，但越来越不适应历史前进的方向，换一种流行说法，帝国极权制度慢慢的不适应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力水平。
较于大陆纵深辽阔的远东地区农耕文明，欧洲总体上属于海洋文明，典型莫过于英国。
持环境决定论的笔者以为，人类文明形态因地理环境因素决定。海洋与草原文明（海洋更优于草原文明）因地理环境恶劣，使身处其中的民族先天具有危机忧患意识，而这种环境与族群的危机意识，更易于培养个体的冒险与群体的合作特质和精神。进一步，改进生产能力的技术创新以及优化协作组织的社会制度创新，也只会高概率的在海洋文明中率先产生。最终，当人类技术与制度成果足以突破自然环境限制向更高阶段迈进时，海洋文明的天赋优势方会趋平。
从上述意义上讲，现代文明首先出现在英国，东方文明体中第一个现代国家是日本岛国，不完全是历史的偶然。
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富于冒险创新的海洋文化，适于守成的农耕文化是东方文明的基因。技术水平较低的中古以前社会，东方文明占优，技术水平相对发达的中古之后，海洋文明后发优势明显。更加深刻的变化是，技术带来的全球化已经还在继续推平世界，东西方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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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平的今天，地理环境、秀美山川、矿产资源不再成为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因素。采纳推动当今社会已有技术与制度成果之标，汲取产生与支撑技术与制度背后的那些共同的、本质的、普适的价值与理性之本，均为至要，而后者无疑更为关键。那些至关重要的人类共同理性与价值，是亚当斯密对人本性的深刻认识，是孟德斯鸠对法的论证，是联邦党人对公民社会建设的洞见，是伊滕博文的宪政主张，是张维迎企业家精神理念的力量，是荷兰商人对现代民法契约精神的捍卫，是依法而为，是依规而行，是----是西方的，也是东方的，是全人类前进的原动力。
以上种种，20世纪60年代，李光耀和他执着的新加坡，不仅有所领悟，也意识到并辩证的做到了---
1819年1月30日，英国东印度公司官员斯坦福.莱佛士爵士登陆新加坡岛时，岛上仅有马来渔民数百和一个友好和善的当地酋长天猛公阿卜杜尔.拉赫曼。英国人以谈判且为拉赫曼自愿的形式，而不是以坚船利炮从马来当地人手里先租后买下新加坡岛。
在新加坡现代历史开始的这一重要时刻起，莱佛士爵士没有使用通常以为的武力，而是以一种平等协商的契约形式租赁下新加坡。当代人经常讨论企业或者是组织基因，组织基因的重要性在于，这种基于人类沿习传统与习惯的特性，会对组织产生深刻甚至致命的影响。正如此，转型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是极其痛苦无异于重生的过程，人类组织转型失败案例不比成功的少，正是组织基因从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新加坡人后代之所以选择将莱佛士爵士作为开创新加坡的第一功臣，而不是做了更多具体细致工作的法夸尔，正是看重是莱佛士将英国近代以来形成的契约法治理念，自新加坡历史肇始之初时即注入其中，使得新加坡历史“先天”具有了现代性的基因。这种基因非但没有被新加坡人摧毁，而且在200年的时间里不断受到东西方文明的共同滋养，以致于成就耀眼世界的现代新加坡。
二、新加坡经验的现实基础
典型的海洋文明自然基础，使新加坡先天具备接受海洋文化的气质基因。新加坡岛人不仅具有海洋气质，而且海洋自然环境中的岛国现实，使得这里的人们危机意识与在此意识中潜藏的创新本能，这一点与英国、日本类同。所不同的是，新加坡岛更小，小到建国前连李光耀本人都不相信新加坡岛可以脱离英国和马来西亚独立为国，小到这个岛上几乎没有淡水资源，小到新加坡根本不能与英国日本相提并论。
1959年英国同意新加坡成立自治政府后，新加坡也几乎上下一致的认为加入马来西亚，是新加坡没有选择的“必由之路”。因为，新加坡太小了，小到自己根本无力“保护”自己。恰恰相反，人类社会繁荣发达的原因从来不是至少不是主要因为自然资源，看看2016年的委内瑞拉就知道，端着“金碗”没饭吃是常有的事。英国在引领全球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学生遍天下，但三好学生却屈指可数，除美国外，其中岛国日本、新加坡最为突出。
英国的“训化”为新加坡日后的发展与成熟奠定了良好的人文基础。英国人自1819年登陆新加坡，长达150年左右的英式治理，使得新加坡人得到英伦契约精神、法律制度、自由竞争、商品经济的深度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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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曾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共和路线图。其中，所谓宪政预备阶段的训政，意图不外乎现代公民、自由意识的培养。而民国政客包括孙中山本人宣言宏伟，想法美好，其性也切，其心也私。光是总统制或者责任内阁制的纠结争论，仓促而草率，终于“逼”着袁世凯搞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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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中国大陆国民教育将英国等西方殖民者塑造成武力强权、残酷掠夺的西方恶魔形象。然而，真正切身的被殖民者特别是英国殖民治理下的民众，多数并不以为然。长期的统治治理，殖民地人民当然有过不满，有过抵触，甚至于有斗争。但是，历史走过，回溯过往，昔日民众对英国殖民者多数充满着好感，新加坡就是典型，香港亦然。公民意识观念、自由法治精神、市场经济秩序等是英国殖民者的宝贵遗产，使得这些地区较早的具备了现代性。
在冷战状态下的20世纪后半叶，东南亚小国新加坡能够和平独立发展并成功，除了师承英国、接受英国长期辅导的原因外，跟新加坡岛地理上远离政治大国，毗邻同受英国熏染的东南亚各国的特殊区域环境有直接的关系。新加坡独立之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新加坡周边近距离的印尼、马来西亚，远一点的印度等，总之在新加坡独立前后，新加坡岛具有友好的、同受英国影响的同质社会的睦邻关系。周边国家多数为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受英国帮助协调。
在新加坡独立前，英国政府已急于退出远东地区的殖民体系，支持东南亚各国独立。这样一个十分有利“国际环境”，使得新加坡无论是加入马来西亚，还是后来的分道扬镳，均未受到周边国家限制或威胁。特别是作为“自古以来”马来西亚“固有”领土，新加坡的独立建国并未让马来西亚感到分疆裂土，有任何不适。这种文化延续至今，我们就能够很好的理解在21世纪，英国政府尊重北爱尔兰独立公投，英国人和英国政府不认为分立就是大逆不道，公投自决是现代社会最具合法性的民主诉求。只有永远的人民自由，没有什么永恒的统一。统一只是人民选项之一，不是任何政治组织用以绑架自由的说辞。
一批具有远见卓识与现代精神的政治人物是新加坡成功的主观条件。就李光耀本人，他出身殷实中产家庭，自幼接受良好的中西教育，英国剑桥大学法学博士，著名律师。李光耀夫人柯玉芝亦出身富商之家，本人也是颇有声望的律师。以李光耀为首的一批优秀政治家，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将其自身良好的现代性在新加坡这块当时亦具有丰富现代性肥沃土壤之上，生根发芽，因势利导，筑起了一座独特的新加坡大厦。后来人更多讨论李光耀之于新加坡的重要性，故尊其为新加坡国父。但正如鲁迅先生有言，未有天才土壤之前不可能有天才产生。没有本文罗列的前述自然及周边人文国际环境、没有英国人的“训政”、没有新加坡人良好的公民意识和商业基础，就不会有李的光耀。是李光耀缔造新加坡，也是新加坡成就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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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加坡的繁荣与其在独立前后若干年，英国政府的支持与慷慨赠予不无关系。新加坡独立前后，最为新加坡人焦虑是新加坡的防务，新加坡担心英国政府撤出东南亚过早使新加坡面临防务的真空与风险，况且英国撤军前仅英国在新军事基地牵涉到的相关产业就占到新加坡20%的GDP。李光耀在独立后最初几年，频繁往返新加坡与伦敦，甚至亲自在英国电视台发表演讲，说服英国政府和民意支持新加坡。最终，英国政府给了新加坡一笔丰厚的“分手费”，包括5000万英镑贷款，其中25%是免费赠送，对失业雇员的培训项目，帮助新加坡建立防空体系，将军事基地及周边土地，连同价值约1900万英镑的各种设备一并赠予新加坡，即便如此，英国政府最后一批军队离开新加坡也一再推迟至1976年。
无论在防务上还是物质赠予上，英国政府在新加坡建国后10多年的支持与慷慨，均为新加坡赢取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综上，新加坡经验固然无法一一列举，但前述因素至关重要，任何一种因素的缺失，或都将使新加坡无法光耀世界。
三、新加坡经验的实践基础
建国前后的新加坡“党人”深受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熏染，也深谙其道。然而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并没有打算全盘引入两党轮替或多党竞争的西方政党政治制度。上台执政以后，李光耀领导下的人民行动党基本是沿着有限民主和无限政府的方向发展。
难能可贵的是，新加坡的有限民主以不触及专制威权为限，并且不断开明化，用人民行动党的主张讲就是，他们倾向于实施“有指导的”民主，让政治服从于经济发展和效率的需求。
新加坡的无限政府，只是相对于原英国殖民小政府而言，是相对的概念。原英属新加坡政府最“小”的时候，整个殖民地政府只有7个人的“编制”，政府办公场所都是租来的。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既不同于当时风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计划经济国家模式，也不同于西方福利主义国家“大”政府。
笔者以为，如果我们将新加坡共和国看作是一个现代意义的大公司，或将更加准确更加容易的理解新加坡政治现实。你可以说新加坡是社会主义性质，但这只是最终结果意义的定位，而不是冷战时期苏联等国家主义至上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北欧如瑞典芬兰等国的社会主义，它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极具新加坡特色，是融合了资本主义具有新加坡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很难在世界上其它地方找一个跟新加坡对应的国家政府以相提并论，因为它确实更像一家跨国公司，只比跨国公司更复杂更政治化罢了。
相较于其它国家忙于“革命”的现实，冷战时期的新加坡“公司”更“醉心”于经济建设。政府在大规模干预经济建设的同时，以不违反自由市场的经济规律为原则，尊重市场规律，按通行世界的经济贸易规则行事，完全的对外开放。几乎垄断国家行政权力的人民行动党，政府决策高度科学化，在经济领域俨然形同一种企业家的精神，专注于专业。
在实质上不同于中国改革开放后工程师治国的现实，新加坡选任专业人士进入政府使其运用专业于经济，这与政府以经济建议为导向的国策相统一。在1990年到2004年任内阁总理的吴作栋，作为经济学家在30岁即进入国会，31岁成为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现任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博士为学者出身，进入政府前已是成功的银行家，39岁出任教育部长。在澳洲和英国接受教育的王鼎昌36岁参政之前是一位优秀的建筑和城市规划工程师，38岁出任交通部长。新加坡“公司”不仅由专家组成，而且十分注重“公司”研发投入，在人民行动党执政的前9年，新加坡政府将每年三分之一的预算投在教育事业上，可见一斑。
当代世界一些国家关注于新加坡政府对经济的大规模干预，但忽视新加坡政府在做到全球公认廉洁高效的前提下，亦自始不曾冲破自由商品经济之原则，并且匠心独具的运用凯恩斯主义，使政府在助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变得不可或缺。反观很多极权专制国家，假以凯恩斯，实为国家主义之名，行破坏经济规律掠夺社会财富于利益集团之实，最终无不品尝到经济停滞甚至崩溃的苦果。
新加坡政府高密度参与经济社会之中，而没有伤及自由市场经济规律，也未使整个国家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新加坡运行良好的法治体系。20世纪以来，凡法治实行较好的国家，多数也是民主制度运行良好的国家，而民主甚至人权状态很遭糕的国家，法治水平也往往较低。法律在专制极权国家仅仅以人治的工具而出现，其精典表述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然而，现代政治实践表明，法治并不必然与民主制相影相随，新加坡与香港就是其中之实例。个人以为，这样的结论也仅仅是相对比较看的结果。尽管法治与民主并非绝对亦步亦趋，但法治与专制极权体制却是格格不入的。尽管现代新加坡没有实行西方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制度，但新加坡连同香港的法治成功实践，还是与本文前述英国因素有极大的关联关系。
新加坡在法治实践方面，完整沿袭了英国殖民时期的传统，规则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土地征收法》为例，这部法律是新加坡政府为在较短期实现全岛整体规划改造，在独立后第二年颁布实施的。该法为当时政府扫除强制购买私人土地的法律障碍，为今日美丽新加坡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但是，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这种非自愿的补偿较低的征收，是新加坡版的强制征收拆迁，涉嫌侵犯私人财产，也受到当时不少新加坡人特别是马来居民的抵触。
虽受批评诟病，但当探究“新加坡式强拆”为什么没有引起当代中国强拆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的原因时，我们不难发现，新加坡1966年版的《土地征收法》虽有失公平，但作为政府却做到了在这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严格按照事前法规定的程序依法推进。当今中国强拆引起社会剧烈震动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土地制度、征收补偿标准有失公允公平，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多数地方政府在多数情形下，连本就存在问题的法律视为无物，有法不依，明白无误的违法强征强拆。这种以消耗公权力公信力的政府侵犯民权事件，辅之以司法不独立，法院与地方政府沆瀣一气，结果令人不寒而栗。
新加坡政府以法治理念降低强制征收引起的社会张力，辅以廉洁透明、高效法治政府运行，打消了民众财富被掠为私用之疑虑，而不断改观的生存生活社会环境，又增加了政府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反过来又成为政府继续推进全岛改造计划的正能量。新加坡政府将强制征收，这个在新加坡发展历史中广受争议、最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经济社会问题，终以法治方式成功化解。至于在其它相对更容易的领域里如卫生、教育、分配、就业、社会福利等等方面，新国政府无不以法治理念作为攻坚克难的利器与法宝。
在最敏感的政治方面，新加坡实行有限民主大原则方向的同时，在具体操作方面却尽可能朝向自由与开明。作为李光耀执政污点，也是新加坡政府最受西方自由者批评的“冷藏行动”，于1963年由内部安全委员会启动。该行动依据新加坡版的政治排除异己法案《国内安全法》，前后关押了100名左右的左翼政治人物，其中包括林清祥、扎哈里、谢太宝等人。李光耀在实施上述行动，除了实现其打击政治反对势力目的外，能够得到英国政府和军队的支持与配合还是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当时的英国政府及李光耀持有坚决抵挡和摆脱共产主义在新加坡影响的政治观念，这一时代背景与观念使李光耀的政治清除行动在不招致国际社会巨大反感的同时，实现了人民行动党完全掌控新加坡政治局面的结果，可谓一石二鸟。
不同于苏联等国残酷极权的政治清洗运动，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新生政府坚守住了基本的政治斗争底线，一是“冷藏行动”不流血，无人被处以极刑；二是政治打击不扩大化，冷藏行动羁押人数最多时也只有100人左右，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较短的时间内重获自由。如林清祥于1969年获释。被监禁时间最长也是最后一位政治犯谢太宝最终于1998年被完全解除监管。
李光耀领导下人民行动党尽管在建国后几十年来内，牢固的掌握了新加坡政权资源，但执政党从第一次上台到今天的执政，始终由新加坡全民定期普选产生。自始至终，新加坡的选民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可以将非人民行动党成员推上政治舞台，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种准西方民主属性的政治运行制度，迫使国会议员、政府要员具有现代民主制度下，天然“讨好”选民的“质量属性”。
执政前的李光耀本来只会讲英语，为迎得新加坡多元文化的选民支持，李光耀在后来的岁月相继流利掌握马来语、普通话、闽南语。在今天的新加坡，人们能够看到每逢选举期，那些候选人深入社区学校演讲英语、华语、马来语轮番来过，也是新加坡选举一大特色。
新加坡实行与其有限民主相适应的有限新闻言论自由，但多年来亦向着渐进开明的方向发展。信息时代的时下，人们在新加坡可以不受限制的遍览完全开放的互联网，可以购买到在全球任一角落出版的文字，在新加坡的书店可以看到批评政府、诅咒李光耀本人的合法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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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自身国小物少危机随时而至的国情，新加坡从建国之初就摒弃西方福利主义，宣言公共财产不养懒汉。这种在当时无力或无奈选择，给新加坡注入活力的同时，也避免了后来政府陷入今日西方发达国家难以自拔的福利泥淖。通过“居者有其屋计划”，政府因地制宜独具特色的避免了如香港等发达经济体，因人多地少而导致的突击社会问题。
半个世纪以来的新加坡，没有成为人们心中的民主国家样板，却实现了社会的井然有序，没有政治动荡迹象，没有劳工和学生骚乱，在包括有穆斯林在内的多元社会里没有种族冲突，没有实行多党政治却处处有民主因素---新加坡政府不是自由主义者喜欢的政府，但是作为一家现代意义“公司”模式的新加坡，它相当成功，它的“董事会”是个好政府。一旦从公司的角度观察，新加坡的那些民主上的缺陷也就不那么刺眼。这家股份有限公司有500万股东，股东持股相同，人人平等，公司每五年召开股东大会选举新一届董事会（议会）和董事长（内阁总理）。
四、小议儒家文化的现代性
华人占总人口比例75%的新加坡，多年来一直宣称弘扬儒家文化。20世纪中叶以前，华人始终认同中国文化，视根在中国。华人家庭坚持让幼童进华语学校，条件允许的家庭更愿意将幼童直接送往中国大陆接受教育，大学则更不必说，中国大陆大学是新加坡人华人的首选。日本侵华时期，新加坡华人社团给予中国抗战的资金与物质支援数量最多，持续时间也最长。
华商反哺中国，在新加坡华人族群中是为潮流，其中以陈嘉庚最为代表。看二战日本战败后新加坡新闻报道资料，当时新加坡华人上街游行庆祝二战胜利均高举中华民国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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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后，新加坡开始去中国化，同步进行的是国民意识教育与宣传。但是，新加坡的去中国化并不等同于去中国文化趋势。直至今天，华人中小学生必须选修中文课程且必须考核通过。近些年来，虽然中国的国际化水平至今仍差强人意，但年轻女性在婚恋观念方面却青睐嫁与老外。与此不同的是，始终处在国际潮头的新加坡华人社群，至今基本保持不与非华人通婚的传统。
现今常常听到台湾、新加坡，甚至是日本韩国归来的大陆客，会声会色言及所感受到儒家文化在台湾、在新加坡，甚至隐约于东亚、东南亚各国，中国人崇尚的温良恭俭让在这些地方生生若现。
新加坡公开宣扬崇尚儒家文化，而且现代新加坡人写在脸上那种温文尔雅的东方气质，西方习惯与东方礼仪在待人接物中的兼容并包，商业文化中西方人那种苛尽职守的道德规范，与东方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伦理，分明在新加坡社会并行不悖。
那么，什么是儒家文化？新加坡人所具有并宣扬的中华文化是不是属于儒家文化？
笔者首先以为，这个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存在“标准答案”，任何试图给出权威解释定义的，都注定不是标准和权威的。但是，笔者总是认为，地球就那么丁点大，人类全体原本也都同根同源。出走北非地区的人类各族群，在大约七万年的时间里发展出不同类型的文明成果，但是总有一些共通的东西不会改变。特别是当人类因技术进步能够相互交流之后的最近几千年时间里，地球村的各民族、各文明体“异曲同工”的产生出一些共性的、本质的、普适的价值原则几乎是必然。
毕竟我们同生为人。
儒家文化，或者说东方文明中，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以民为本的国家理念、信义为本的商业伦理，以及天道为上的朴素自然法观念等等都是东方文化中具有普世性的价值原则。而以共商谈判全民参与的方式代替枪杆子进行权力更替的民主制度，以在事先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代替弱肉强食的法治原则，每个人是自己利益最好判断者的市场规则等等，是现代西方文化对全人类贡献的普世价值。
从这个意义与角度，我们就能够很好的解释新加坡何以做到中西合璧，共融共通，何以博采众“国”之长为我所用，何以居小国而崛起，实现人类普世文明在弹丸小岛的和平共处。
有道是，人类共同生活之经验总结，唯普世价值是也。
--- 2016年7月11日 北京
(文／汉鼎胡育律师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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