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刘伟：劳动增长量增速放慢 但对经济增长作用不大
财经网讯 “劳动增长量在中国经济增长当中所起的作用比重并不大”，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刘伟6月25日在“2015中国未来经济论坛”上表示。
刘伟从要素方面分析中国经济，他表示，影响潜在增长率的无外乎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增长量，二是资本形成的增长量，另外还有全要素效率。
他表示，现在分析下来，除了劳动增长量增速开始放慢之外，没有充分理由表明影响中国潜在增长率其他因素发生严重逆转，总的来说还是正增长。无论是资本形成还是全要素效率，并且劳动增长也是正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放缓，而劳动增长量在中国经济增长当中所起的作用比重并不大。
他强调，没有更充分的理由去表明在未来一段时间，特别是工业化和现代化没有实现之前，中国潜在的增长率会大幅度下降。长江经济带、环渤海、对外开放的“一带一路”，支持“一带一路”的金融平台亚投行、金砖银行等系列措施，加上深化改革红利，结构升级，城镇化推动，可以在这个阶段推动中国经济保持比较健康的增长速度。
谈到经济增长效率问题，刘伟分析，中国工业化的水平和工业化模型与当代标准的工业化完成国家相比，大体达到70%左右，在这个过程中，测算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工业化国家的14.6%，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工业化国家的46%。这意味着，中国工业化进展速度快于这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水平。中国经济增长效率提高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伟：各位老师，各位来宾，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想围绕着国家的远见，就经济方面，特别是中国经济增长方面提出几个问题，和大家在这里一块讨论。一个是中国经济增长现在到底达到了什么水平？第二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本身到底有没有效率支撑？就是增长的同时有没有发展？第三，中国经济健康增长到底能保持多长时间？第四，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究竟有多大？第五，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究竟在什么地方？大概这样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也是争议特别大，人们也普遍关注、吸引很多人兴趣的问题，观点也不一样，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做一个讨论，首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我们首先讨论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到底达到了什么水平？其实这个问题存在着所谓的高估，也有所谓的低估，不同意见。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到底达到什么水平，对于一个国家审视它的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以及未来趋势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们国家的GDP总量，去年统计局公布超过63万亿，大概63.7万亿人民币，按照不变价格计算，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28倍的样子，这36年的时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9%以上，确实创造了奇迹。但是折算成美金，按照汇率法则算大概是9.8万亿，不到10万亿，占全球GDP12%以上，排全球第二位。
但是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折算，2014年10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折算中国GDP在2014年年末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就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因为我们知道按照汇率法则折下来，即使到2020年中国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我们折算下来到那个时候中国GDP折成美金就是17.6万亿，去年美国GDP是17.4万亿，也就是2020年我们即使翻一番之后，按照汇率折的话，我们的总量至多赶上美国现在的水平。
可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到去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了美国。这就是一个问题。货币购买力平价有很大不确定性，学经济学的知道所谓货币购买力平价就是把各国物价折算成美国物价，按照这个物价水平再折算回去。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但凡收入水平低，物价水平比美国低的国家，按照这个方法折算的时候，往往高估这些国家收入。但凡物价水平、收入水平比美国高的国家，用这个办法估算就有可能低估这些国家的收入。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民收入或者是物价总水平显然比美国低，因此用这种办法换算，很可能高估中国的收入。所以它带有不确定性。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3月份测算的时候，中国距离美国还很大，但是10月份测算的时候，2014年中国就超过美国，所以货币购买力平价这个方法有不确定性的，如果按照汇率折算的方法，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这个局面，大家在估计是高估还是低估了？现在说中国经济有63.7万亿，排在世界第二位，人均GDP是4.7万多块钱，折成美金是7500多块钱，是上中等收入国家，这个判断是高估还是低估？国内、国际都有不同看法。我们说不管具体怎么样，从大的趋势阶段上说，中国现在是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判断还是符合中国实际的。这是我想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达到了什么水平。
第二个问题，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中国持续高速增长过程中有没有深刻的结构变化？也就是有增长，但是有没有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增长和发展最大的区别就在这，增长是数量的扩张，发展是在扩张的同时一定有结构升级，有现代化、工业化实质性的进展。克鲁格曼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中国经济增长的时候，主要是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带来的规模扩大，而缺乏相应的效率，因此结构升级滞后。所以这种增长在他看来实际上是泡沫式的扩张，因此难逃东亚泡沫的老路。
这个文章发表之后引起很大的反响，人们就在关注中国高速增长的同时有没有效率的支撑，有没有结构的升级？我看了一下，克鲁格曼分析是用1994年以前中国的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做的测算，1994年以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确是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效率的贡献、结构提升带来的结构效益的贡献作用不明显。但是，你再往后看，特别是进入21世纪用2007年以后的投入产出表，你再来看中国经济增长，我们说结构变化、效率提升的作用体现出了一个明显的上升的趋势。所以我们讲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过程，30几年当中应当说具有结构升级和效率提升的支持，尽管这种效率支持前后表现的趋势不一样。
90年代之前不明显，90年代之后逐渐在加强，尽管即使到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效率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仍然有待进一步加强。也就是说还有不尽人意地方。我们做过一个测算，中国工业化的水平和工业化模型相比，工业化起点到工业化终点，当代标准的工业化完成国家的结构和中国工业化相比，我们大体达到人家70%的样子，我们什么时候完成呢？按照十七大报告提出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没有几年时间，现在按照进程大体达到70%略强。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测算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工业化国家的14.6%。
换句话说我们工业化实现的程度达到了他70%以上，而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劳动生产率，农业相当于人家的14%多一点，工业相当于人家的46%多一点，什么意思呢？中国工业化进展速度快于这个过程中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水平。所以我们说中国经济增长有效率提高的支持，并且这种效率提高的支持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但是总的来看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第三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或者说中国的健康强劲的增长，还能保持多长时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这是成为一个非常吸引人们关注的话题，就是中国经济增长还能保持多长时间高速，或者是中高速，或者是较高速？我们36年下来，9%以上的增长速度是创造了一个记录，过去最高的时候日本有过20年黄金增长，后来韩国超过日本，韩国黄金增长速度接近30年，接着是我们中国，时间更长。进入新常态之后，大家知道约束经济基本条件发生变化，一个是供给，生产方面国民经济的各种成本，包括劳动力工资成本，包括自然资源土地成本，包括技术进步的代价，包括运用环境的成本，这些方面都在上升。所以成本提高就要求你增长方式转变，要求你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增大，转为主要依靠效率提高带动增长，否则增长不可持续，缺乏竞争力，并且短期经济会出现严重的不稳定，会出现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需求，从过去需求旺盛，转向需求疲软，投资方面需求疲软是因为自主研发和创新不够，有储蓄，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重复建设、就是产能过剩，所以出现投资需求疲软。消费需求疲软原因是什么呢？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如果国民收入高速增长，但是分配两极分化，降低全社会消费倾向，这样导致什么呢？导致需求相对经济发展的要求来说严重不适应。
投资需求疲软、消费需求疲软，这时候就要求你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结构升级，这样才能带动投资需求真正增加，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才能真正推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消费协调扩张，如果做不到这个，你的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会受到约束，同时会出现经济衰退，衰退就带来高失业，高通胀加高失业如果同时存在的话，这个社会经济短期严重失衡，长期缺乏可持续的能力。怎么办？所以人们进入新常态之后，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问题，有理有提出各个方面的质疑。
但是另一方面来讲，中国是上中等发展阶段的国家，我们距离工业化完成目标还有一段距离，距离城市化完成还有一段距离，距离现代化的距离还稍微远一些。按照我们提出两个百年目标，2020年全面小康，基本实现工业化，2050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处在这个阶段，应该说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说还是处于比较高增长速度的区间。
另外，从要素分析来讲，影响潜在增长率的无外乎三个方面的东西，一个是劳动增长量，一个是资本形成的增长量，另外还有全要素效率。我们现在分析下来，除了劳动增长量增速开始放慢之外，没有充分理由表明影响中国潜在增长率其他因素发生严重逆转，总的来说还是正增长，无论是资本形成还是全要素效率，并且劳动增长也是正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放缓，增长速度放缓并且有一条，劳动增长量在中国经济增长当中所起的作用比重并不大。
所以我们说没有更充分的理由去表明在未来一段时间，特别是工业化和现代化没有实现之前，中国潜在的增长率会大幅度下降。有很多测算，有的测算在2020年之前中国潜在增长率应当在7%左右，2025年之前应该在6-7%，2030年之前6%左右，2030年以后降到5%左右，我说的这个还是比较保守的。乐观的像我们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老师的测算，姚洋老师的测算，上次一个研讨会我听姚洋教授讲考虑到人民币升值因素，按照汇率法则可能最快的话2023年中国GDP总量有可能超过美国。如果按照这个速度算，2023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7%，甚至7%略高一点。所以从这些测算，从潜在增长率因素来看，中国还有比较高的增长区间，这里因素很多，比如我们几大战略，长江经济带，环渤海、对外开放的“一带一路”，支持“一带一路”的金融平台亚投行、金砖银行等等，这一系列措施。这些东西再加上深化改革，改革的红利，再加上结构升级，城镇化本身的推动。所以我们可以数出来很多有利的因素在这个阶段去推动中国经济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增长速度。这是我想讲的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简单讲一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有多大？其实在中国30几年里经济增长的三个东西，一个是GDP，一个是投资需求，一个是消费需求，这三个数波动性最大的是投资。GDP的波动性是最小的，GDP增速波动性是最小的。也就是总的来说中国高速增长，从历史上看总体上还是比较稳定的。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就是高低之间，和国际经济、和本国经济约束条件的变化，一系列复杂因素，包括政策因素。所以，尽管中国潜在增长率没有明显的大幅度下滑的证据，但是实际实现的增长率，他围绕着潜在增长率发生这种波动的话，有可能发生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波动，这就对我们的宏观政策提出了科学性以及有效性进一步的要求，这个时间关系不多讲了。
第五个问题，我想讲一下实现持续增长的根本东西是什么？其实困扰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问题是双重风险，既有通胀又有经济下行，这个双重风险是总量问题，总量失衡，但根本原因是结构。通货膨胀主要问题是什么？一个是需求拉上，一个是成本推动。需求拉上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票子印那么多因素是什么？排在第一因素是国际收支失衡，外汇占款成为我们流通中投放货币第一渠道，量最大，这是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的。从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也很简单，为什么是成本推动压力大？现在是我们要素成本结构扭曲，要素成本结构不合理推动的。所以通货膨胀的核心问题不是速度弱、需求拉上，实际上是结构问题。
再看我们经济下行，经济下行看起来是需求疲软，一个投资、一个消费，投资为什么疲软？产业结构不能升级。我们国有企业、大企业融资渠道没有问题，主要是升级升不上去，投就是重复建设，所以投资需求疲软。消费需求为什么疲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宏观上政府、企业、劳动者三者之间，劳动者增速最慢，微观上劳动者内部差距扩大，这就是使得消费出现问题。所以解决中国经济下行需求疲软，无论是投资和消费，核心要解决产业结构升级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变，所以要解决中国经济均衡增长、可持续增长问题，关键是一系列结构矛盾，结构矛盾调整靠什么？靠发展方式转变，不是靠宏观政策。发展方式转变靠什么？创新驱动，首先是技术创新，而技术要依赖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什么？一个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一个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真正解决民主与法治的建设问题。这样的话，这种制度创新条件下，我们才能够推动技术创新，全新驱动增长方式转变，才能真正缓解、克服中国经济失衡，为中国总量失衡的控制提供有效的支持，才能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这样五个问题的讨论，我们说这五个问题都是有争论的，有不同观点，我只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扼要的阐述一下我的认识，讲的不准确、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2015中国未来经济论坛”于6月25日在北京召开，论坛由新华社《财经国家周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主题为“国家的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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