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全面持续地提高要素生产率
［摘要］2015-2016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触底”期。一个值得关注和争取的目标是“转型再平衡”，就是在避免增速“快落”的同时，实现平稳触底，并转入稳定且可持续的新增长平台。更重要的是以全面持续提升要素生产率为主线，把一批改革摆上优先位置。 2014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决策层以“新常态”概括中国经济所处的新阶段，并获得广泛共识。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提出要关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此后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从不同角度对新常态进行了系统阐述。实际经济运行则展现了新常态的诸多特征。经济增长延续回落态势，74%的增长为一些年来的新低，但增长态势总体平稳，就业状况较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大体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更快一些。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正在经历着具有长期意义的重要转折，正在转变为一个更多依靠消费、依靠服务业、依靠内需、依靠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经济。经济发展转入新常态，所面临的问题、矛盾、挑战必然多于其他时期。从国际经验看，许多经济体正是在这个时期出了大的问题，甚至陷入危机。中国经济在过去一年能够稳住阵脚、守住底线，且结构转型取得实质性进展，不论从中国自身说，还是从国际比较说，均属不易。 中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或者说经济转型，在前几年只是走过了上半程，遇到的主要是认识问题，是如何调整由来已久的高增长思维定式。2014年10月份以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中国经济开始进入转型的下半程，短期内过快下滑的风险加大，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有可能超过以往。2015-2016年，很可能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触底”期。一个值得关注和争取的目标是“转型再平衡”，具体地说，就是在避免增速“快落”的同时，实现平稳触底，并转入稳定且可持续的新增长平台。 我们认为，实现“转型再平衡”需要三个条件。 第一，高投资触底。以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而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可以解释85%左右的总投资变动，其中的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以及出口增长。所以，投资增速触底，可通俗地描述为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三只“靴子”落地。目前，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这两只“靴子”已相继落地，房地产投资也开始回落，并且有较大可能性实现较平稳的软着陆。 第二，严重过剩行业的退出和重组大体完成。标志是低效企业关闭或被重组，产业集中度提高，严重过剩行业价格，主要是PPI指标开始回升，相关企业逐步达到正常的盈利水平。 第三，新的增长动力可以填补投资减速和过剩行业调整留下的空间而有余。主要包括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扩展，更重要的是创新。近年来网上购物的火爆程度，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想。但这仅仅是序幕，重头戏很可能出现在互联网对生产过程的改造。互联网对实体经济融合和改造、严重过剩行业洗牌、最大的市场规模，这三重因素叠加，将会大大提高中国“互联网+”创新的成功机会。 促进转型再平衡的实现，宏观政策应当是“缓冲性”的，既要通过政策工具扩大需求，防止短期内“快落”，提供一个缓冲带，又要避免放得过松，延缓必不可少的调整。比如，中国近期出现的价格低迷，与成熟经济体的通缩相比，成因大不相同。如果一定要称其为通缩，这种通缩主要不是因为流动性不足，而是由过去30多年特别是过去十多年重化工业高速增长所导致的严重过剩产能引起的。不经历实质性的退出和调整，这些行业的价格不可能回升。相反，流动性过多，还会延缓低效企业的退出。 更重要的是，应当以全面持续提升要素生产率为主线，把一批改革摆上优先位置。 第一，重建和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中国的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增长还有一定空间，但有较好现金流的项目不多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是必要的一步。在此基础上，应重建和完善以中长期融资为重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工具。在政府土地收入明显减少的情况下，不动产税征收的制度安排也应加快。 第二，打破刚性兑付，以局部风险释放守住全局性、系统性底线。这是加快结构转型，特别是严重过剩行业退出和重组，进而较快实现“转型再平衡”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必过的一关。 第三，基础产业领域切实“放大”，也就是放开准入，引进行业外大的投资者。能源、铁路、电信等基础产业领域仍有一定投资潜力，但必须转换机制、提高效率。 第四，加快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市场经济的要义是通过资源流动实现优化配置，这一原则对土地资源并不例外。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工业和城市扩展而占用土地的压力减缓，而城市资源下乡的动力明显增强。应当适应城乡融合发展的新特点，以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为重点，促进城乡要素资源的双向流动，给地方和基层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大一点的空间，真正把最广大农民的利益界定好、保护好、发展好。 第五，由“强政府”转变为“巧政府”。在改变“乱作为”的同时，也要纠正“不作为”，还要在新常态下“会作为”。随着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转换，政府机构以往行之有效的一些工作方式可能不大“管用”了，需要相应转换，比如，用过去搞基础设施和传统产业的办法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效果将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可以考虑不再搞设定具体目标和技术路线的产业政策，代之以发布“战略性前瞻性预期信息”。政府监管主要限于环境、节能、安全、标准等外部性问题，并且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提高监管的合理性和效率。 第六，使绿色发展可操作。绿色发展是对发展方式从目标到体制机制的伟大变革，其重要性已渐成共识。当务之急是使理念转为政策，使政策能够落地。例如，测算生态资本，使之成为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使绿色发展收益可度量、可货币化、可市场化，并成为政府发展目标考核体系的重要内容；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使绿色发展获得与其他经济社会活动相同或相似的激励效应；大力发展多样化的绿色金融工具，如绿色产业基金、绿色债券、绿色银行等，为绿色发展提供有效而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如果中国经济转型成功，进入新常态的稳定期，在新的增长平台上将可能争取到十年或更长一个时期的稳定发展。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带来了以量的扩张为特征第一次重大机遇，进入新常态后，将会迎来以量的提升为特征的第二次重大机遇，它的内涵更丰富，空间也更大。尽管中国的增长速度放缓，但每年的GDP新增量达到7000亿美元，相当于国际上排名20位国家的经济总量，仍为世界最大；中国目前每年新增大学毕业生超过700万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接近1.2亿，人力资本总量也为世界最大；中国的产业层次丰富且处在转型升级之中，配套条件也是世界最好的之一。更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改造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动，在中国也是最为活跃的。抓住并利用好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重大机遇，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也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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