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洪发利：抗战中的龙头家族企业
洪发利机器营造厂，抗战中在重庆是经营规模较大的家族企业。经营机器、建筑、轮船、翻砂、黄金及银行业务，初期资本八十万元，固定职工一千余人，建筑方面雇佣临时工六七千人，承包四川和重庆较大的银行、机关、工厂、官邸等建筑工程，是当时全国四大营造厂之一。在机器方面，拥有大型机床，机器生产业务在重庆首屈一指，机械零部件的生产也赫赫有名。拥有九艘轮船，租与轮渡公司，做重庆两江渡河的必要船只。后来发展到开银行、金号，活跃于重庆金融市场。洪发利机器营造厂在重庆机器制造、建筑和交通建设方面曾经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是民国时期经营比较成功的家族企业。其经营理念和家族管理模式值得今天的企业家借鉴。
洪发利经营状况
洪发利的前身是一家德国人在汉口开设的机器厂，生产车、刨、铣、钻机之类产品。1919年德国人撤走，将工厂交与学得一口流利英语、熟练掌握了各项生产技术的高国洪经营。高国洪懂技术，但不善经营，业务无法维持，负债累累，后来甚至靠变卖机床度日。无奈之下，高国洪将已经成年的两个儿子带入厂里。大儿子高云集懂英语，精明能干，善于察颜观色，对外交往联络甚多，被任命为总经理。二儿子高仲强，沉默寡言，忠厚朴实，对技术也在行，长住厂里，逐渐接管了财务管理和车间管理职务。高国洪担任总工程师，退居二线，工厂名称正式改为“汉口洪发利机器营造厂”。
高云集研究分析了业务情况，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对机器部分，采取预收定金、加工订货方式；建筑方面预售部分工程款购买原材料。高还主动走出去，亲自联系业务，从银行借得部分周转资金，采取滚雪球的方式经营。很快，各方订货越来越多，企业在机器加工制造、汉口建筑方面崭露头角，企业蒸蒸日上。后来更成为汉口的知名机器制造和建筑企业。到了20世纪30年代，汉口成为中国制造业重要基地，洪发利更是当时民营制造业和建筑业的代表。
1935年，重庆聚兴诚银行经营桐油生意，需要在万县修建油池。洪发利承包该项工程，这是他们首次涉及四川的业务。洪发利标价低廉，建筑质量高，而且提前完工，颇得银行杨家父子称赞。经该银行介绍，洪发利又承包了重庆商业银行、交通银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的全部建筑工程。至此，洪发利在四川的生意不但立足且有了初步的发展。
全面抗战爆发后，洪发利机器营造厂迁来重庆，在打铜街修建厂房，后又迁往林森路新建厂房，在上清寺设立机器分厂，扩大再生产。建筑方面，洪发利承包了曾子唯（师长，川盐银行董事长）公馆（现重庆第三人民医院）、兵工署第24厂（现重庆特殊钢厂）、豫丰纱厂及合川分厂、裕华纱厂、沙市纱厂、庆华颜料厂的全部房屋，以及蒋介石公馆、宋子文公馆、贺国光公馆等处。由于货币不断贬值，洪发利将所得利润大部分及时购买建筑材料和制造原料，不断扩展机器制造业务，建筑方面因此更获得进一步发展。这期间，洪发利先后购买顺昌、济运等轮船九艘，租与轮渡公司经营，成为重庆两江轮渡的主要船只，每月获取巨额租金收入。当内迁工厂还立足未稳、甚至还在苦苦挣扎时，洪发利已经成为声誉鹊起、利润丰厚的大型企业了。
1943年，洪发利利用财政部允许公开买卖黄金的政策，买下一座银楼，与人开始合伙做金银生意，后改组为和平银行，主要经营棉纱及金银方面的金融业务。该银行利用社会游资，聘请专业人士，大搞美钞、棉纱买卖，大获其利。
抗战胜利后，和平银行继续经营，公司负责人高云集则长住上海，除了继续经营银行业务，他还买进船只，经营长江水域及近海的客运业务。在国民政府在大陆的最后几年，洪发利公司依然稳健经营，企业利润稳步增长，几乎未受到时局的影响。这在那个动荡的年月，几乎是个奇迹。
洪发利的家族管理
洪发利之所以经营稳健，除了高家父子个人的才华外，与其采用特殊的家族管理模式有关。
洪发利由于是独资经营，与大多数家族企业一样，初期机构设置并不多，组织比较单纯。管理人员基本都是高家的亲戚和家族成员，或者徒子徒孙。在20世纪30年代末，公司只有一个总经理，几个建筑工程师，几个机械技师，行政上仅有一个总务组长。每个工程处，各设一个管理员，一个监工，总分厂的机器车间，各设一个大师傅，连厂长都没有。总务组长郑建侯过去是高云集的英文老师，文质彬彬，足智多谋，忠于职守，他来决定厂里的大小事情。他每天上午八点到办公室，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才离开，星期天也不休息，于1942年病逝。总厂机器车间的大师傅彭光中、二师傅周绪德，上清寺分厂的大师傅杨江清都是高国洪的高徒。工程处的管理员都是高国洪的内亲，女婿、侄儿、舅子、表弟、堂兄等都在公司内任职。洪发利基本上是一套“家搭子”在搞生产经营。因为高家父子的威望、技术，也因为高仲强在内部管理方面的强势，所以高家父子在公司内能够得心应手。到了20世纪40年代，机器生产供不应求，建筑业务不断拓展，黄金和银行业务次第开展，人员逐渐增多，加之捐税日益频繁，只靠“家搭子”管理，已经不适应当时的新形势。此时洪发利才开始调整机构，加强阵容，健全组织，实行分工负责制，成立机器翻砂车间，并分别成立工程、轮船、会计、业务、总务等室，每室设主任、副主任。各管理岗位仍然主要是高家家族人员和学徒人员担任。各部门都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拟出了实施细则，健全了各项账务。这样一来，作为总经理的高云集，减轻了管理压力，可以腾出精力搞业务，并开展对外交往。
在基层人员管理方面，高家招聘新员工时，具有高家家族背景的优先，如没有，需要家族背景的老员工做担保。晋升职务时，总务组长会根据员工平时的表现，是否对企业忠诚，技术上是否有进步，具有家族背景或者师徒背景的人会优先晋升。厂里职工待遇比同行稍高，除了每月固定工资外，每逢端午、中秋、春节前夕，总务组长或者高家父子会亲自出面向基层员工和管理人员送红包，即所谓论功行赏，每人一份，多少不一。
洪发利没有实行员工持股，但节日派现和年终分发奖金甚至比全年工资还高，高家基本能做到贡献越大，分享越多，多数管理人员都能拿到比期望值还高的年终奖金。送红包时非常保密，彼此都不知道金额多少。高云集送红包时，一般都要说几句感谢的话，送得多的，还要指出做了哪几项得意的事情。一般员工和管理人员都觉得，跟着高家父子干，工作稳定有前途，收入有保障，干得越好，收入越高，自己也会被企业认可。因此，工作时间稍长的员工均爱厂如家。除此之外，高家父子也经常在员工面前强调家族观念、家族荣耀之类，做类似思想教育的工作，也很有成效，强化了忠诚企业的观念。
高家向黄金、银行业务进军时，曾经聘请了家族外的专业人员做高管，放手管理，同时高云集本人也认真钻研金融业务，很快就成为行家里手。这个高管自视甚高，好逸恶劳，管理上存在很大漏洞，致使黄金业务遭受了较大损失。高云集果断开除此人，还是换上企业老员工，实行稳健经营。
洪发利能够得到多年稳定发展，与高家父子的努力有很大关系，尤其是高云集的贡献功不可没。高云集有一定文化基础，喜欢钻研业务，也喜欢对外交际。经营手段灵活，一有机会便果断出手，业务上很少有失误之处。在生活上，高云集也比较简单，经常长袍布履，对穿戴从不讲究。每天早晚，必练气功拳术，不惜重金聘请八九十岁的国术老师传授，锻炼身体，从不间断。政治方面，虽然高云集业务做得很大，但他对政治兴趣不浓，当地的区、镇长邀请他出来竞选参议员，他予以婉言谢绝。遇到确需政府官员出面解决的事，他找到的朋友们都乐意帮助解决困难。高家父子三人，对他们的事业，在思想行动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其人品和工作表率，为内外所称道。所以，洪发利的生意越来越兴隆。
洪发利的经营管理之道
高云集在重庆商界素有“小诸葛”之称，他所主持的洪发利，有以下经营特色:
第一，遵守信用，注重质量。高云集向银行、钱庄贷款，到期不能归还，即主动向对方说明，要求转期。若对方不同意，则想办法到期归还，绝不拖延。对于顾客订购的机器，按期交货，保证质量，经检验合格，当场试车交货，从未发生过返工退货的情况。建筑工程，讲究优质优价，不用投标方式，防止中途纠纷、粗制滥造行为。每一个工程结束后，都要由老板高国洪亲自验收，再交与甲方。如此一来，洪发利在重庆商界信誉非常高，尤其是建筑领域，许多单位甚至不用开估价单和订立合同了。如豫丰、裕华等部分工程，均是口头协议生效，即预收一笔材料款，待工程竣工，开了清单结账了事。总价比同行稍低，但质量上胜过同行。洪发利承建的重庆交通银行，墙壁上的精工雕刻，时隔八十年，至今仍然完好无损。
第二，热情对待客户。高云集不论新老顾客，有无生意，都热情接待，笑脸相迎，烟茶具备，水果齐全。他的口头禅是：“生意不成仁义在，买卖不成烟茶全。”高云集善于察言观色，只要他一接触，在短短的时间内，他就能掌握客户的心理并应付自如。他对老顾客，更能熟悉爱好，根据不同特点，投其所好。
第三，网罗亲信，大讨便宜。每天下午三点到晚上十点，洪发利公司经常高朋满座，谈笑风生，往来客户络绎不绝。这些客人中，有的是送货上门，有的是替他拉生意的，有的是汇报行情，通风报信的。这些人大都是他的同乡亲信或者旧属，基本上都是每天来或隔日来，逢饭吃饭，毫不拘束，成了高家的常客。这些人给他提供不少有用的信息，替他拉了不少生意。如从沦陷区偷运到重庆的钢材，从合江、赤水拉来的木材，人地生疏，急于出手。有的商家货已饱和，或者流动金不够，他在压低收购价后，无论多少，一律购进。因此，洪发利的建筑材料比同行便宜许多，这也是他们在建筑业中比别人质量好、成本低的重要原因。
第四，善于应付场面，主动公关。这本身就是高云集的拿手好戏。企业大了，难免与政治人物发生关系，尤其是动荡年代。他经常设家宴款待国民政府的高官，如何成浚、贺国光、居正、徐源泉、孔庚等，他不找他们介绍生意，只谈私人感情。他不常向这些人行贿，但在他们需要金钱帮助时，高云集毫不吝啬。在旧社会种种交际场合中，他特别懂得怎样保护自己。对于与业务相关的政府中低级官员、办事员，他让各个科室自己去公关，经常在高档饭店宴请他们，送礼送钱，培养感情。涉及到业务宴请，高云集从不参加，更不与被请人见面。招待费用，凭餐馆发票报销，一切授权与各单位负责人，避免今后直接找他麻烦。所以，许多外面的人，对洪发利的老板，究竟姓高，还是姓洪，都搞不清楚。对老板的胖瘦高矮，更不知情。对于一些做生意邀请他入应酬股的、请会的、借钱的，都是先通过各部门的负责人向他报告，由他同意打点应酬，且一般都不是以洪发利的名义。但他从不出面，以免这些生意不好或者干非法勾当波及到他。对于业务，他也不过问，偶尔派人去开一次会，他则从来不参加类似的会议，更不用说参与决策了。有钱赚他则收下，无钱赚则一笑置之。高云集用低调手段很好地保护了自己。
第五，储存物资、有备无患。抗战期间，由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一般工商业者，为了保本保值，都是存货不存钱，这样一来就缺乏流动资金，把生意都做死了。而高云集却高明，运用各种手腕，他预收机器、工程货款，均在80%左右，将此款用于购买外来价格低廉的物资，制作成品，用高价卖出。甚至一些无人要的冷货，只要价钱便宜，他都敢于接手。有一次来了一批钢丝绳，用途不广，在重庆无人接手，经旧五金业的张善庆介绍，高云集以低价接过来。不到两个月，曾子唯在自贡的盐井，因起重卤水的钢丝绳损坏而停产，其驻重庆办事处主任曾雅松，在重庆四处寻找，均无此货，随后找到洪发利厂，再三请求支援，才以高达两倍的价格买到，还对该厂万分感谢。这就应了高云集的生意经“逢快莫赶，逢贱不懒”。类似情况很多。高云集搞建筑工程，需要很多建筑材料，但他从不缺货，就源于他平时的积累。
洪发利是典型的家族企业，民国时期，像洪发利的家族企业还有很多。但是把一家从事机器制造、建筑修造、黄金银行等行业，并且最多时有六七千员工的家族企业经营得如此成功，成为重庆著名的建筑商和全国有名的机器制造厂，洪发利不能不说为那个时代的家族企业做出了榜样。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家族企业，都需要家族企业，但多数家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遇到瓶颈，往往因内部关系难于处理而使企业裹足不前，甚至分崩离析，颇为可惜。洪发利的成功说明，只要一个企业坚持良好的制度，老板率先垂范，利用家族成员彼此容易帮助、沟通，困难时不计报酬的特点，通过制造家族荣誉感，是能够把众多的家族成员团结在一起的，也是能够把企业做大做强的。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高云集由上海奔赴香港，当时在重庆的高仲强也在同年十月结束了银楼的业务，在重庆解放前夕，率领全家奔赴香港。其后，高氏家族经营台湾与香港的运输业务，并在美国从事旅游业，在另一个世界继续着他们的商业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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