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反转再反转,中国经济如何实现转型再平衡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经济数据,2015年二季度GDP增长7%,与一季度持平。很快就有西方媒体对此表示怀疑:中国二季度和一季度的增长率完全一样,“这太巧了”,他们甚至质疑中国经济数据造假。
外媒的这种指责与他们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密不可分。近年来,中国GDP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并不代表中国经济形势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在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之下,中国的经济结构开始调整,也在改变以往高投资的发展模式,开始朝着稳中有好的方向发展,进入经济新常态。
7月5日,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举办《经济开始反转?》论坛,刚刚离任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也在受邀之列。会上,他对中国经济形势做了回顾,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并没有触底,7%的增长速度在可接受范围内,而且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增长阶段的转换期。在谈到中国经济的经济的“底”到底在什么地方时,刘世锦给出了三个条件:第一,高投资要触底;第二,严重过剩的产能要调整到位;第三,新的增长动力要逐步起来。这也是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再平衡”的三条道路。
本文根据刘世锦在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由主办方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授权观察者网发布,以飨读者。
刘世锦:大家下午好!
首先我纠正一下,我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但几天前我已经听党的话离任了,所以这个副主任已经是过去时了。
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经济开始反转了吗”?其实我也希望如此。但我个人感觉,好像经济反转不是现在时,还是将来时。
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来看目前的经济形势?首先,我稍微对中国经济做一点回顾。
过去五年,我们的经济是在下滑,而且目前看来这个下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当然关于这一点还有不同的看法,这只是我个人观点。2010年,我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了一项研究,我们观察了二战以后几十个国家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大部分国家应该说都不是很成功,落入了中等收入陷井,只有13个经济体成功转型,进入高收入社会行列,这其中包括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其中的另一个规律:这些经济体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当人均收入平均达到1.1万国际元时,几乎无一例外出现了增长速度回落一半的情况。这里我说的国际元不是指现价美元而是购买力指标,我们用的是英国一位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统计方法。用这个国际美元指标来计算,各个国家在达到11000国际元这个点时,几乎无一例外都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
当时我们注意到这个现象以后就观察中国发展,因为中国和这些经济体的增长轨迹还是蛮相似的。当时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做了一个核算,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31个省市自治区发展的差距还是比较大,我们把这些省市自治区分成六组进行分析。另外我们还分析了一些重要的人均实物量,包括人均汽车、人均钢铁、人均发电量这些指标,最后得出的结论令我们很意外。
当时我们的研究认为,从2013年到2015年期间,中国也会进入经济转换期,由高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这是我们五年前提出的判断,我本人也曾经在不同场合讲过这个观点。但当时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特别是一些同志讲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我们中国是一枝独秀风景这边独好,我们发展很快,怎么会降速呢?但在过去五年,特别是最近两三年,大家的共识是在增加的,不是因为我们辩论或者讨论赢了,而是因为事实如此,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进入这样一个增长阶段的转换期。
说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目前的情况。最近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应该说还是一个回升态势,但今年1到5月份的指标显示下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这里我要使用一个经济学概念叫“转型再平衡”,过去我们保持10%左右的增长,这是一个平衡点,以后会慢慢回落,达到中高速或者中速的均衡点。过去是一个平衡,下一步会达到另外一个平衡,这就是所谓的“转型再平衡”。
那么,现在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的“底”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有三个条件:
第一,高投资要触底。
第二,严重过剩的产能要调整到位。
第三,新的增长动力要逐步起来。
高投资要触底
第一个条件,中国经济高增长这么多年,主要是靠高投资拉动。我们过去做过一些分析,高投资大体上由三部分组成,基础设施大概占整个投资20%-25%,房地产占25%左右,制造业投资大概占30%以上,这三项合起来大概占到了中国投资的80%-85%,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和出口增长。所以我本人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我说我们的高增长要触底,高投资要触底,高出口要触底,这三只靴子都要落地。现在出口已经触底,去年仅增长了2%多一点,今年上半年基本是零增长,原定目标在6%左右,现在看来比较难了。基础设施占整个投资比重最高的时候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最近几年作为政府稳增长的工具,基础设施投资波动比较大,但现在基本也已经触底了。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现象,一个是能力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必要性的问题了。将来我们估计很可能会降到15%左右,制造业投资实际上已经降到10%左右。这样从需求角度来看,投资最后可能会降到10%及以下。
剩下就是房地产了。房地产从去年开始回调,应该说现在是有一定幅度回调,但还没有完全到位。我们最近做了一个预算,原来感觉如果高投资要能够触底,房地产投资的合理比重会是11%左右,去年房地产投资的占比是12%,我们原来估计今年会降到7%左右,但今年1到5月份实际上降到5%左右,5月份是零左右,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而不是周期性的波动。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城镇居民住宅历史需求峰值大概是1200到1300万套住房,占到了房地产的70%左右,这个峰值去年达到了。这之后,整个房地产投资量应该说还是有的,但基本上是持平,甚至将来会逐步下降。所以从今年情况来看,房地产投资到底增长有多少呢?我觉得今年能保持一个正增长就相当不错,下一步很可能会出现负增长。这是第一点,从投资角度讲的。
严重过剩的产能要调整
第二个条件,从供给角度讲,我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转型再平衡”?实际上这是一个供求平衡的问题。刚才我讲高投资的回落,讲的是需求的逐步回落,实际上需求回落的同时供给也应该相应回落。那么供给是什么?供给就是满足刚才讲的基础设施、房地产这些供给方面的一些产业,主要是一些重化工业。但是需求降得相对比较快,供给降得比较慢,所以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另外一种表现也是我们最近讨论比较多的所谓通缩问题,就是PPI。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连续39个月负增长,最近是负的4.6%,而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这五大行业的PPI大概是负的20%左右,这五大行业占到整个工业PPI回落的50%-80%。过去经济回调有一个不可持续性的现象,每当五大行业盈利水平下降时,整个工业盈利水平也会下降。所以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样大幅削减这些严重过剩的产能,同时又不会对整体工业盈利造成大的冲击?按照合理的标准,煤炭和钢铁减去20%-30%的产能,这之后才能达到盈利平衡,企业才能盈利,东北、河北、山西等地区的财政收入才能恢复增长。
不过现在这个也比较难,因为大家都知道去产能是这些行业恢复盈利的一个条件,但各个地方都不愿意自己减,都在等别人减,处在经济学所讲的囚徒困境里。前段时间我到内蒙古调研,当地有一个企业叫伊泰集团,是内蒙古煤炭行业最好的企业,它现在也处在亏损边缘,所以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怎么样有效去产能,让那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能够达到供求平衡,恢复盈利,价格实现正增长。
所以我觉得我们下一步要达到中高速均衡点,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高投资实际上决定了未来中高速增长的水平,那么这个水平到底有多高呢?第二,如果达到这个中高速增长水平以后,如果供给减不下来,我们的效益状况可能会相当差。那么,该如何保持一个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呢?
从这个角度讲,目前我们经济的那个“底”还是没有探着。我们做过测算,这个底大概在6%-7%之间,而且会在今明两年触到。今年定的增长目标是7%,我想经过努力以后,我们应该还是能够比较接近或者争取能够达到的。但我更关心的是,即使有了这样的增长速度,我们的效益状况怎么样?我们希望的是这个速度能让我们在将来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效益和财政收入这些指标能够具有可持续性。
新的增长动力要培养
第三个条件,我刚才讲新的增长动力要逐步起来,我们需要培育新的增长点,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方面中国还是有一定潜力的,包括刚才讲的投资,其实我们还是有空间的。但是不是一定要继续修公路、盖大楼才叫投资?有没有别的投资出路?对于中国来说,下一步增长点是要盯着新的创新、新的产业。
最近我到一个地方去考察,当地领导同志让我讲讲以后中国新的产业到底是什么?你给我说一两个,我好好发展,把我这个地方经济搞上去。最近我也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下一步所谓的新增长点,会不会出现像房地产、钢铁这种异军突起、能够带动整个行业高速增长的支柱产业?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估计基本上没有。下一步新的增长点更多是集成效率,是新的技术、新的发展模式、新的机制,比如现在讲的互联网+,我个人感觉潜力还是很大。另外像绿色发展、机器替代人工,这些东西不是哪一个行业的,似乎所有行业都会覆盖到。那么现在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看中国还有哪些产业的效率是走低的,在这些效率洼地发现新的产业,这里边就会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这里我想点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电讯、IT行业。前段时间李克强总理很关心一件事情:我们电讯的资费能不能降下来?中央要求是要往下降,有关部门也承诺把资费往下降,但我也听到有人说,可能现在说降,也许会降,过一段时间可能又会有其它理由把资费涨回来。为什么?这里我们就要问,电讯行业有这个动力降费吗?如果通过垄断可以获得高收益,它一定会争取高收益的,也势必造成垄断。但如果说现在是一种竞争性的环境,把资费抬高就没有人买你的产品,这种情况下就会主动去降资费。所以我们更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创造一个竞争环境,我们以前也讨论过,比如电信行业,我们现在一些民营企业实际在电讯、IT行业也相当有实力,能不能让他们组建基础电讯运营商进入这个领域去竞争?这就是所谓的鲶鱼效益。当然还是大的国有电讯运营商为主,只是进去一个民营企业让它竞争一下,从长期来讲,只有这样我们资费才有可能降下来。
第二个领域是房地产投资。房地产还有没有潜力呢?我个人感觉是还有潜力的,但是现在看看,北京能建房子的地方大部分都建了,但是往东西看看,北京到天津之间,北京到唐山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可以设想下如果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网络型城市,形成一个城市带。在这个中间建设二三十个,甚至四五十个5万到10万人的小城镇,在那里可以买到面积大价格低的房子,还可以房前屋后养花种菜,空气也很好,开车到北京也不过一个小时,高铁只要20分钟。这样大家都不需要挤到北京去,城里很多制造业也可以搬到这些地方。实际上过去我们的城市化还是传统类型的,属于计划经济下的城市化,不是真正适应市场经济的一种网络型城市化,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展,让中小城市合理分担大城市的一些职能。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就会看到,在这个区域范围之内,一些小城镇包括农村,实际上它是有发展潜力的。但我们现在农民进城的阻力还是比较大,当然也逐步在开口子。城里人也想下乡,把自己的人员、资金等工商资本带到想下去。这条路如果能打通,我想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的建设其实还是有相当大潜力的,当然目前在但认识上、法律上、制度上还很多的障碍,阻力比较大。这里我想说的是,下一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我们实际上是要提升整个经济增长的效率,而在整体经济领域,那些效率低的地方往往是要素不流动的地方,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下一步发展最容易、最方便的新增长点,但是这些地方也是需要我们通过改革打通路子的地方。
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我想中国经济反转的前景是可以预期的。我刚才讲了三个方面的条件,我觉得最重要是最后一个,我们需要培养新的增长动力,但这个新的增长动力又和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效率,当老的增长动力逐步达到一个新的均衡点时,把这个过剩产能去掉,使我们恢复盈利能力,同时又逐步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我想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时候已经到来了,经济也会很快反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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