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民营公司倒卖宽带出口：负责人被判六年
一纸判决，让一个隐藏在水下的产业链条及其风险浮出水面。2012年圣诞节，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案件——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检察院指控“成都五丁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丁’)”负责人王程(化名)涉嫌非法经营罪。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王程在没有取得经营国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的许可下，以五丁的名义与长城宽带成都分公司签订互联网专线接入服务合同，将成都联通(含成都网通)所有的1500余M出口带宽非法出租给长城宽带进行经营，经营数额达到200余万元。至记者发稿时为止，“五丁案”一审判决王程非法经营罪成立，判处王程六年有期徒刑。
像五丁这样，从电信运营商租用宽带线路，再转租的情况并不鲜见。而就在2012年6月，工信部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电信业的实施意见》，鼓励民间资本进一步进入电信业的八个领域，其中包括移动通信转售业务、接入网业务、网络托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等。
民企多涉违规经营
2006年10月，成都五丁商贸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金100万元。“最初，公司是一家中铁企业转让过来的，公司前身已经从事驻地网业务数年，而且我们当时申请了电信增值业务牌照(驻地网用)。”知悉公司经营情况的公司技术负责人李强(化名)如是向记者介绍。
就五丁经营模式是否合法一事，记者咨询了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教授娄耀雄，他指出：“该公司仅拥有驻地网牌照，其经营业务超出了驻地网牌照的经营许可范围，非法经营成立。其实该公司只需要去申请个相应的牌照即可。”
对于这一答复，李强感到很惊讶：“公司前身也如此经营，我们按照原来模式经营，每年都去通信管理局年审。中国还有不少跟五丁一样的公司，成都据我所知就有好几家，此前没有人提醒过我们违法。”
实际上，近年来在宽带市场上，这种情况相当多见。囿于“南电信、北联通”的格局，联通在南方处于弱势地位，地方联通多选择与民营企业合作开拓宽带市场。而在北方，电信亦如此，在北京天通苑小区，北京电信就与不下5家民营企业合作。
但五丁辩护律师、四川英特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范其安告诉记者：“成都有不少类似五丁的企业，他们光明正大经营，也依法纳税，每年年检。”范其安称：“但如果真去深究，他们都有违法之处，而企业自己并不一定知道。只要运营商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他们很难胜诉。”
这就是整个产业中的现实：多数民营企业对电信条例、牌照许可等各种规定并不清楚，利益驱动下往往也故意去打擦边球甚至越界球，造成一种“普遍违法，选择性被告”的情况。
而关于民营资本进入电信业的问题，记者了解到，工信部3月8日开始就《移动通信转售业务试点方案》向社会征求意见，民间资本将首次能够经营基础电信领域的移动通信业务，开展虚拟运营服务，但宽带不在其列。
一位四川电信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宽带业务对人力、物力的要求很高，民营企业能成为宽带发展的一大助力。对于民营企业的经营范围一般在合同中会提及。”
值得推敲的是，四川联通、五丁之间并没有签订合同。而记者就此案情咨询四川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避而不谈，只称：“企业牌照经营的范围有规定，你去查吧。”
灰色人物的影子
实际上，此类经营行为中，往往都会有一些“灰色人物”的影子。王程进入这一行业的起因就颇为耐人寻味。
范其安向记者转述：“王程在法庭辩护时提到，最初是一四川联通的工作人员李明联系到他，称为其提供带宽出口，由王程负责业务经营，王程将大部分业务所得分给李明。”其后，王程将所得宽带一部分用于开展自身用户宽带业务，另一部分则出售给长城宽带。
事实上，四川联通、五丁公司均未能出具双方签订的任何宽带合同，五丁却能长期在联通机房使用其宽带，并且不受IP地址、宽带端口、门卫、门禁密码的限制。但本案中“李明”并未出庭。
“2008年左右，四川联通的一女工作人员联系到王程，希望能与王程合作，但被王程拒绝。随后该工作人员就向其在公安局工作的老公举报了五丁。”范其安称王程家属向其提供了这些信息。
2011年，四川联通首次起诉五丁，当时联通称五丁“盗窃联通宽带”，要求判其“盗窃罪”。“后来，联通可能害怕牵连太多，案情就搁置了。现在他们换了个罪名，重新起诉我们。”李强说。
此前，运营商员工为了业绩或者私人利益，将宽带出口授民营企业并由其代为经营的案例也时有所见。
2010年，中国电信集团内部下发明文规定：严禁地方公司为业绩和利益违规接入。当年8月，中国电信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大清洗，上百万互联网用户受影响，业内称此事件为“流量穿透”，百度还特为此事件生成百科词条。
打压竞争对手?
在五丁案中，四川联通同时举报成都长城宽带，指控其在明知五丁无“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从王程处租用成都联通的宽带出口，这造成四川联通直接损失达130余万元。
此举也引发了产业中存在的另一问题，即同网不同价问题。
2010年，重组铁通之后的中国移动开始以低价战略开展其宽带业务，其宽带价格普遍只有电信、联通的30%～50%。但因为本身网络资源匮乏，移动必须向电信、联通购买带宽出口，电信联通则向移动实行高收费，以制约其低价战略。同样处于高收费之列的还有长城宽带、教育网、歌华有线等大型宽带网运营商。据了解，当时1G宽带出口收费为100万元/月，而低收费标准的驻地网运营商价格只有25万～45万元/月。
“所以，一些公司在中国电信购买带宽后，并不自己使用，而是转手卖给移动、广电赚取差价。”一山西电信高层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中国电信的清洗政策就是为了取缔这类投机公司，进而抵制移动的低价战略。”2010年8月至9月间，中国移动带宽出口锐减41G，占移动总带宽的20%，大量用户投诉，并有2.8万用户面临退网。
而也正是运营商对不同驻地网运营商实施的差别定价策略给倒卖宽带提供了可趁之机。据了解，同样的1000M带宽出口，出售给驻地网运营商的价格要高于出售给自用宽带的企业。而出售给长宽、铁通等大型驻地网运营商的价格又要远远高于普通驻地网运营商。
本案中，四川联通指控：五丁将从联通处所得的宽带出口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给长城宽带，扰乱市场秩序。五丁出示与长城宽带签订的材料显示：100M宽带收费为1.9万/月～3.8万/月不等。而四川联通1000M带宽收费标准为10万～50万/月，对于不同客户收费标准会有变化。“相对差价算小的，我们没有扰乱市场”，五丁公司人士称。
与此同时，在四川宽带市场上，同样4M宽带，联通售价780元/年、长城宽带售价720元/年、艾普网络售价为650元/年，价格差别也不明显。由此看来，差别定价策略在抑制对手竞争力的同时，也给“倒卖宽带”提供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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