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风险拆弹的注意事项
在2012年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首次把“过剩产能”这一概念放在核心位置，并明确指出经济政策“要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被众多经济学者和市场人士理解为，中国新任政府开始要拆除自身经济发展的隐患。
可问题是，这一次中国经济问题远比以前要难以拿捏。不久前，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在其文章中用略显忧虑的笔触写道：“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如果泡沫消失，政府就会不稳定;如果泡沫继续，社会就会不稳定。选择是艰难的，但中国必须作出选择。”
是的，中国必须作出选择。目前，中国政府负债率已超过GDP的75%，金融体系发放的信贷总额更已超过GDP的155%。而更加严重的是，这一数字未必经得起推敲。
经济数据之困
2013年5月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此次发布的指数中，CPI只是同比小幅反弹了2.4%，PPI下降2.6%。这使很多外国媒体大为迷惑，在他们看来，在全球经济复苏艰难的大背景下，在中国4月弱复苏的内部环境中，取得这样的成绩有些不可思议。对此，很多国内学者也持质疑态度。
实际上，中国经济数据的失真早已让很多人深恶痛绝。有人曾以进出口数据为例道破过其中“天机”，按照官方统计数据，2013年4月份进口同比增长16.8%，高于3月份的14.1%。出口同比增长14.7%，高于3月份的10%。这意味着中国4月份出现182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但这一数据和出口国的数据一对照，立即就看出了其中的破绽，中国主要出口与进口国的外贸数据和中国公布的外贸数据难以吻合。
不久前，《21世纪经济报道》曾在还原广东海关一季度的数据时，援引了一位广东外贸系统人士的话：“贸易异常主要源于深圳一季度贸易的异常增长，广东部分地市进出口是下降的，但深圳口岸前两个的进出口额同比增长了61.5%。深圳的异常增长不仅仅推高了广东省的贸易数据，也明显拉高了全国的贸易统计。”而后，当媒体深入调查后却发现，推高数据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外贸增长，而是数据造假。而让人忧心的是，这一现象早已是一个体制性、系统性的公开秘密。
据说，在保税区内外，进出口企业通过让物流公司的货柜车不停“换牌照”，反复“进出关”，货物“一日游”若干趟，就可以使当地政府与企业双双获利。一方面，进出口企业一批货物多次报关通关，骗取了海关退税单，物流公司通过把货物拉去保税区赚取了可观利润;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调控了数据，造成进出口额同比增长的假象。
以小观大，外贸数据的统计失真背后，应该是制造业PMI、消费物价指数CPI，甚至金融存贷等一大批数据的集体失真，从这一点想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各地能在数据调控上呼风唤雨，立竿见影了。也许在某些人看来，这样的问题只是疥癞之疾。可不久前发生的两件事，应能给持此意见的人士以警醒。
一件是，知名学者许小年在最近一次演讲中明确表示，基于对中国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怀疑，将不再对经济行为作任何预测;另一件是，在尚德事件发酵两年期间，包括国开行在内的多家债权行对所涉不良贷款讳莫如深，从没有一家机构坦陈自己所涉不良贷款的数额和风险应对，直到尚德进入破产程序，媒体和公众才从法院获知其尚未偿还的贷款超过70亿，而且绝大多数债权银行都是上市银行，可是这一数据从未在这些银行之前的年报中得到体现。
破而不破的企业
与数据失真对应，中国经济的另一问题是该破产的企业难以破产，这让中国经济陷入产能过剩而难以自拔。以最近“兼职养猪”的钢企来看，虽然国内钢材市场疲软，供给严重大于需求，但钢铁企业依旧在钢材价格狂降下持续经营，并能在利润持续下滑亏损时不断扩大产能。2013年4月27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一季度行业信息通报显示，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出现扭亏为盈，摆脱了去年四季度全行业亏损窘境，但与此同时，全国钢铁产能快速释放，一季度全国平均日产粗钢创出历史新高，这也再次导致社会库存高企，钢厂利润逐月下滑。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一针见血地说：“唯GDP的行政考核模式，是导致钢铁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不久前，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希望通过调整，5年淘汰落后炼钢产能7,800万吨。但实际上，这样的政策被钢铁行业认定为很难落地。众所周知，中国钢铁行业中，国企占主导地位，相对于民营钢铁企业，国有钢铁企业普遍成本较高。不过，由于钢铁属于资金密集、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可以大幅带动地方GDP、税收增长。在此驱动下，地方政府通过土地优惠、税收减免、投资补贴等各种方式来吸引企业，甚至利用行政手段对钢铁项目直接干预，造成了投资行为的扭曲和投资预期的改变。有些企业投资不看重项目本身的盈利性和发展前景，而是看重项目背后的土地、矿产等资源。
实际上，中国众多行业与钢铁行业一样，淘汰过剩产能艰难，并不是行业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导致的。要想破解产能过剩的困局，根本出路是转变政府职能。这不仅要求中国政府要放开管控，使应破产的企业彻底破产，并在市场公平原则下建立降低企业破产成本、兼并重组成本的援助机制。还要求中国政府建立“退出援助机制”，帮助破产企业员工再就业。
重启创造就业的企业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和美国经济一样，最终要归结于就业上。可问题是，作为承载就业的基础——不断诞生中小企业的产业生态正面临着严重破坏。一方面，拥有创新创业能力的中国人疯狂涌向国外;另一方面，银行贷款继续流向大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继续狂赌“铁公基”。
一个明显的信号是，在不久前召开的国资委会议上，新任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要求央企今年增加值要达到8%，利润增长10%，蒋洁敏说：“这既是经济责任，也是政治责任。”这让很多知晓国资委企业现状的人担忧起来。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中，以中国石油、中国远洋为代表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交了一份难看的答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员更是不客气地批评说：“这些企业不可能担起中国经济前行的重任。一者，这些企业大多陷在产能过剩的泥沼中难以自拔，加大投资只能是打水漂;二者，这些企业在前几年4万亿投资中达到了规模的极限，现在已不能提供新的就业空间。”
当然，这不是美国第一次注意到移民的小企业带来的经济奇迹。早在上世纪90年代，萨克瑟尼安教授就发表了一份具有奠基意义的报告，阐述了技术移民对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贡献。在这个命名为“硅谷的新移民企业家”的研究中，萨克瑟尼安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工程师在硅谷公司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加利福尼亚州的科技公司也开始一轮增长。萨克瑟尼安教授判定说，外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加利福尼亚的经济创造了新的工作和财富。即使那些已经返回所在国利用当地机会的人群也建立了与美国的联系，刺激了加利福尼亚的科技创新和经济扩张。
而这一切，与中国经济的现状是何等的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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