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与企业管理文化

　　欧洲哲学的原义是“爱智”，“爱智”即追求智慧。何谓“智慧”，智慧即对于真理的认识，西方哲学追求智慧，所以西方哲学所取得的成果可谓之“西方的智慧”。中国古代哲人志在“闻道”，“道”即真理，亦即最高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创造性见解，亦可谓之“中华的智慧”。

　　“智慧”有不同的层次。普通的“智慧”可谓实用智慧，即处理一般疑难问题的智慧。《战国策》记载春秋之末晋国贵族知伯与赵襄子的斗争，赵襄子抗拒知伯的要求，知伯决水灌晋阳，围晋阳三年。城中粮食将尽，赵襄子对张伯谈说：“粮食匮，城力尽，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张孟谈说：“臣闻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则无为贵智士也!”(《战国策•赵策一•知伯帅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于是设法联系韩、魏之君，联盟攻伐知氏，取得了消灭知伯的胜利。这个故事说明，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救亡图存，转危为安，要依靠智士的智慧。“智慧”之所以可贵，在于有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妙用。这类解决危难问题的智慧，虽然和哲学有关，还不是哲学所追求的最高智慧，也就是说，哲学层面上的智慧，它不能帮助你解决具体的问题，但是能帮助你认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你对这些关系认识清楚了，你就知道怎么做人了，你就是一个大智慧者，无往而不胜，会处于不败之地。

　　中国历史上的圣贤无一不追求人类的最高智慧，也就是“道”。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老子也宣扬“闻道”，他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荐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第四十一章)“道”是实在的，又是玄虚的，离我们很远，又靠我们很近。我们经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那么，“道”是什么呢?如果搞不清楚这“道”，我们又怎么能“有道”呢?因此，圣人需要“闻道”，有志于做一番大事业的人需要“闻道”，一个普通的人也需要“闻道”。

　　既然哲学意义上的“道”所阐述的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那么，它就应该对社会实践活动具有原则上的指导意义，包括行政管理、企业管理、社会管理等管理领域，因为管理的本质就是处理好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物)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闻道”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活动，而是必须要做的。

　　众所周知，中国在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因自身的经济活动方式与地理环境而形成了有别于其它民族的文化体系、民族品性、审美趣味、价值标准等，这就是所谓中国特色。打上“中国特色”烙印的问题，一定需要用“中国特色”的方式来解决。佛教原是印度的，传到中国来，为了在中国扎根生长，只能转变成带有“中国特色”的佛教。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以后，有些革命者用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结果到处碰壁，差一点断送掉中国革命，而毛主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结果取得了胜利。因此，我们搞中国的社会管理、行政管理、企业管理，就只能用中国的哲学来指导，否则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就是隔靴搔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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