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进入出清时刻 企业倒闭潮来袭
“2016将是艰难的一年，中国经济进入真正出清的时刻，这是触底的开始，至于这个L型的宏观底部到底持续多长时间，凛冬才刚开始”。
均衡博弈公共研究院将推出八篇系列报告，并委托和讯网一一发布，从本期开始，我们将每隔两日发布一篇。本次推出的第一期主题为“凛冬 —— 倒闭、失业与工资福利萎缩”。
作为对2016年的宏观预测报告，在预测宏观趋势的同时，希望能够兼顾微观个体的应对；在充分提示风险的同时，希望能够挖掘穿透周期的机会；在立足经济分析的同时，希望能够关注社会结构的变化。
2016年中国经济将面临结构性与周期性因素叠加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决策层开始着手推进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累积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进行系统性修正；另一方面，货币、债务与产能的周期性调整将在2016年触底，真正意义上市场出清的大幕正在拉开，企业倒闭潮、行业性失业潮以及工资福利的萎缩将层层传导。
首先，结构性与周期因素的双重叠加，将引发新一轮企业倒闭潮。企业倒闭潮的出现，主要源于以下四种力量，其一债务性出清，到期债务偿付压力与坏账集中清理将把一批高负债的企业推向破产倒闭的深渊；其二，需求端萎缩：持续萎缩的外部需求与疲弱的国内需求将使低竞争门槛的传统行业类企业经营陷入困境；
其三，效率型挤出：转型升级的结构调整与新兴技术应用倒逼低效企业退出市场；其四，政策性调控：发展模式转型下的行业标准升级将彻底斩断“三高”企业的生存之路。
面对中国日益严重的债务问题和走在路上的通缩，让人不禁联想起费雪1933年对“债务—通缩”的多米诺骨牌的描述：廉价抛售->资产价格下跌->实际利率上升->更多的廉价抛售->周转速度下降->净资产减少->更多破产->银行挤兑->信贷萎缩->银行抛售资产->信心越来越低迷->囤积现金。我们认为，此轮企业倒闭潮不可避免，甚至是必须的。否则，一旦费雪的“债务—通缩”循环机制在市场中不断蔓延、强化，中国经济的系统性崩坏将就此展开，引发结构性与周期性叠加的宏观经济大规模整体过调。只有通过主动出清，才能形成对部分优质产能的保护，避免宏观过调对经济根本的伤害。
令均衡博弈公共研究院更加担忧的是，伯南克等人所提出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对债务—通缩循环机制的放大。在现代金融规则体系内，负债率越高、效益越差的企业的信用越差、融资能力越低、融资成本越高。实际上，金融加速器效应过去两年在广州、福建、浙江、江苏等出口基地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已经有过调的趋势。此轮金融加速器效应并不完全因为企业竞争效率不够，更多是联保、联贷等债务链作用引发的通缩和信用收敛引起的，导致大量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的企业被债务拖垮。
“债务—通缩”循环与金融加速器效应的自我实现过程中，必须通过产能出清的方式打断债务链的传导，只有产能和债务出清前提下的货币宽松、汇率调整才能对经济复苏产生积极的正向引导。中国这一轮的结构性调整已经延缓了整整五年，供给侧改革引导的市场出清从更大意义上证明了结构性调整不能通过周期性政策改善。
其次，企业倒闭潮使得行业性失业潮在所难免，人口红利加速折损必须关注。
企业倒闭潮引发新一轮失业潮的纵深扩散，这次的失业与传统周期性失业形成了明显的区别。通常传统的失业是因为产能出清，但不会造成行业性的垮塌，可以通过不饱和就业等措施减缓和改善；但是这与此轮的失业潮明显相悖，必须深刻认识到，这是一次由于经济结构不适应导致的结构性失业潮，经济分工的调整将会导致有些既有经济工种、技能岗位的消失，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将因为无法进行学习和提升而被淘汰，技能的出清预示着旧一代劳动力30年工作经验的积累就此沉没。
据均衡预计，在未来的一年将会看到，失业从民营中小企业向大型国企蔓延，国有基础性行业下岗潮再现；失业从出口制造部门向基础性、资源型产业部门传导，行业性衰败将引发特定区域，尤其是资源型和行业集中型区域的大面积失业；失业从生活性服务业向生产性服务业扩散，部分低端服务业岗位进一步缩减，业务萎缩引发生产性服务企业战略性收缩裁员潮来临，城市白领、企业高管的岗位竞争加剧。
2016年，中国转型期劳动力工业就业总规模可能整体下滑，在保持GDP中高速增长的目标约束下，将对新岗位的劳动效率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人口红利优势逐步下降的大背景下，此轮劳动力结构性的退出将导致全社会劳动参与率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一方面技能性的劳动退出将使失业大军无法适应新兴岗位的发展需求，导致全社会劳动参与率的进一步下降，对推动人口红利潜能的释放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正如当年纺织女工下岗分流一样，大量纺织工人转向城市低端服务部门，技能性退出后的劳动者通过向下兼容的方式参与更低技能的劳动岗位，将是原有劳动生产效率的一次局部性折损。两种效率的损失只能依靠时间逐步恢复，旧劳动力将一去不复返，必须在加快新供应劳动力入市的同时，推动有效劳动力加速向劳动技能上游转移。
同时，此轮失业潮还将引发劳动力的代际退出。由于学习成本和时间成本的约束，大量40岁以上的劳动力在技能更新的调整中将无法适应未来的市场需求，从悲观的角度来看，将涌现出新一代的“4050”人员，从乐观的角度来看，中国代际收入的差距在此过程中将得到改善。从家庭部门来看，中国新一代青年必须担负起“赚钱养家”的责任，否则上一代劳动力就业岗位的调整将对家庭收入产生较大的影响。
最后，工资福利水平顶峰回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才是出路。
2016年1月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建立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医保待遇调整机制”。虽然仅是研究，但已经在市场引起一片波澜，老百姓(603883,股吧)对手中的“钱袋子”隐隐感到一丝不安。我们从这一提议看出以下几方面的问题：第一，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社保账户资金不足的问题越发凸显；第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似乎是对中国“未富先骄”的一种修正，中国的大国国体尚未具备福利化社会的运行能力。过去十五年以来，外向型出口拉动下制造业部门的快速增长带动传导、资产价格快速攀升的比价效应、国家规范化用工政策等因素推动的工资福利水平上涨基本见顶。
为了更好地解释此轮工资福利萎缩的原因，均衡博弈公共研究院对过去三十年工资福利上涨的路径进行一番系统的梳理回顾。
我们将重提一个命题：“巴萨效应”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当年一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巴萨效应”在中国不适用。但是根据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观察，我们认为“巴萨效应”对中国是完全适用的，此轮工资水平的调整恰恰是对“巴萨效应”最准确的反应。与快速发展的小型经济体相比，“巴萨效应”在大型发展中国家将在一个较长的久期中得到反应。
在外向型出口经济拉动下，出口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高速上涨，首先带动了中国可贸易部门的工资福利水平提升，这是一次符合经济效率的健康型的上涨。但是对随后发展的总结，我们不得不承认习总书记的洞穿，一切都是制度问题。贸易部门工资上涨向非贸易部门传导的过程是对我们整体效率的一次大幅损耗。在比价效应的带动下，以公共服务部门、政府官僚组织、乃至金融业等为代表的大量非贸易服务部门在生产效率没有显著提升的情况下，工资福利水平的快速上涨，不仅直接导致全社会整体产出效率的下滑，严重扭曲了中国的整体成本，并由于行政话语权分享了最大的红利。中国一个出口劳动力供养的服务人员的负担比是最高的。
与此同时，超级地租模式下资产部门的暴涨引发了通胀式的工资上涨，抬高了整体工资水位。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在强大出口部门的表征下，中国式价格扭曲支撑下的贸易顺差优势直接反应在人民币汇率的大幅升值中，致使汇率单一对应了出口效率而没有对应经济发展的整体效率，导致人民币汇率严重被高估，外升内贬的人民币导致中国工资的相对价格的偏高和实际购买力的下降。
未来一年，中长期结构性深度调整将造成短期内总体生产效率的下降和就业市场的低迷，总体工资水平呈缓慢下调的态势，不饱和就业和向下就业推动部分行业实际工资水平跳水。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的进程中，债务和货币政策对资本红利的挤压基本到底，对劳动力红利即工资福利的挤压将进一步加大，预示着中国这一代以体力劳动、低端服务为优势的劳动力大军的收入已经见顶。
未来，中国工资福利水平的再次反弹将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相关联，旧复苏无法支撑中国重回快速增长之路，新增长必须依仗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此轮工资福利的调整全民都需要付出成本。但是我们认为工资的调整也需要用供给侧的改革思路，不仅要做整体性调整，更要进行结构性调整，有效减缓老百姓的痛苦指数。首先，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打掉资产泡沫；第二，人民币汇率回归到全球的一般均衡状态；更重要的是，全面提高非贸易部门的效率，提升劳动效率与工资福利的匹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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