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理泰：对南海政策来者可追

薛理泰

　　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员

　　xueltglobal@gmail.com

　　去年以来，南沙群岛主权争端越演越烈，不知伊于胡底。即使越南和中国暂时在形式上有所妥协，然而，两国在主权争端问题上各自退让的余地有限，彼此之间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犹如岩浆在地底下涌动，随时会喷薄而出。此刻回顾一下双方在过去三四十年以来交手，或许是有益的。

　　北越在中国、苏联的全力支持下，赢得了“抗美救国斗争”的胜利，于1975年占领了南越全境，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就在这一年，越南开始派兵占领南沙群岛的南子岛、敦谦沙洲等岛礁。越、中两国争夺南沙岛礁发端于此。当时中越关系尚未破裂，于是北京仅依赖内部交涉，从未公开发表抗议声明。南海周边东盟诸国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于是萌生了瓜分南沙群岛及周边海域的野心，纷纷抢礁夺岛。始作俑者，就是越南。尤有甚者，在所有的南海主权声索国中，越南是唯一同时对南沙、西沙两个群岛提出完全主权要求的国家。“文革”动乱年代告终，正值华国锋当政时代。按理北京励精图治，应该审时度势，采取相应措施，不让越南专美于前。华国锋等人却见不及此，不此之图。1978年7月，华国锋曾经同胡耀邦进行了一次长达9个多小时的谈话，吃饭时也是边吃边谈。当谈到中国资源非常多时，华国锋说：美国考察团发现，南海石油储藏量惊人，想同我们合作开发南海油田。全部技术和资金由他们负责，打出油就分成，打不出油一个钱也不要。他们选中了南海，打出油以后至少15年分成，三七开或二八开。一口井15年之内最旺盛。这个办法我们不会同意他干。

　　结果，中央否定了美方的建议。其后，中方与外商谈判如何在南海合作开采油气资源时，在如何分配利润的问题上，与外商“死掐”，结果原地踏步，毫无进展。其后，中海油、中石油等或者一仍旧贯，与外商“死掐”，或者借口恐怕惹起外交纠纷，将勘探活动局限于北部湾，不敢越雷池一步进入南沙群岛周边勘探。君不见，为何越南一马当先，在南海披荆斩棘，先吾著鞭，却不怕在南海惹起外交纠纷呢？至今河内硕果累累。中越战略优劣，高下立判。

　　当然，这里边确实存在中国缺乏深海勘探技术的问题。然而，当年越南勘探技术从零开始，通过招商引资，全部问题迎刃而解。河内所谓“让利”，无非是慷中国之慨罢了。由此可见，之所以中国石油(9.98,0.09,0.91%)业在南海陷于十分被动的地步，主要还是主管领导“精明有余，高明不足”的原因。

　　30多年过去了，终于中国在南海一事无成。至今南海深海采油，高产油井多达1100余口。中国在南海却没有一口油井。大好的战略机遇就此蹉跎过去。中海油、中石油此等行为，堪称“察见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究其实质，名为爱国，实为害国。

　　1988年3月14日，中越两国海军在南沙赤瓜礁盘发生海战。南海舰队502编队(由502号、503号两艘护卫舰组成)指挥员陈伟文当机立断，重挫越军，夺取了6个礁盘（其后中国军方又控制了美济礁）。本来中国军队可以乘胜追击，风卷残云，从越南手中再夺回若干岛礁。当时的中央某领导人却紧急召回502编队，并批准给予陈伟文纪律处分。假如当年陈伟文没有作出果断决定，迄今中国大陆在南海就根本没有丝毫的立足之地，遑论在南海主权争端中拥有发言权？

　　越南究竟应该如何对待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越共高层对此在政策上发生了分歧。以越共总书记阮文灵、部长会议主席杜梅为代表的一派有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外交部长阮基石是前总书记黎笋的亲信，却对此表示反对。阮文灵于1986年底当选为越共总书记，根基未稳，要扭转对华政策，也需要中国给予理解和支持。1990年9月，阮文灵、杜梅秘密访问了成都，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次年11月，新任越共总书记杜梅、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正当中越改善关系之际，一家美国石油公司与中国签订了合同，合作开发南海油气资源，中方对美方作出了许诺。越南对中国进入越南在南海的势力范围表示不满，并在勘探现场进行低级水平的扰乱，并通过外交途径表示，美中在南海开发油气，将危及杜梅、武文杰对中国的访问。于是，北京单方面废弃了合同，这家美国公司蒙受了损失，非常不满意。这宗事例具有示范效应，对西方石油公司显示中国人做事没有担当，说话不算数。从此，凡是西方石油公司有意进入南海从事合作开发油气资源时，更加趋向于同越南合作。

　　越南在同中国改善关系时，其蚕食鲸吞南沙岛礁并在周围海域开采油气资源的恶劣行为却一刻也没有停止。河内决定在南海采取大动作之际，自然要在北边稳住中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就势在必行了，而河内所做这一切，正是为了贯彻既定的“北稳南进”战略而必须采取的方针。这样做，南北两边都不耽误，大有收获。反顾中国，为了结欢于越南，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克制本国在南海开发油气资源的行动。结果中国在南海的战略态势一泻千里。这种做法是“慕虚名而受实祸”，智者勿为，古有明训也。

　　综观南海局势演变，中华民族本身酿成的悲剧，往往是促成外人得手的重要原因。上述时期，海峡两岸正处于敌对状态。“文化大革命”迅即席卷大陆各地，泱泱大国陷入内乱，竟然腾不出手去对祖传海域实施管辖。何况，南海风云紧急之际，中国处理南海事务至少涉及中央军委、外交部、中联部、发改委、交通部、农业部（管理渔业）、商业部等部门及专职智库。北京只有抓紧跨部门合作，才能凝聚国家意志，推动协作，以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可是，迄今中国还没有设立一个类似中央领导小组的统筹机构，众多部门只能各行其是，长此以往，合力又何从形成？北京似乎应该尽早成立一个常设的统筹机构，名称或许为南海事务办公室。由于南海争端涉及多个国家，还牵涉世界列强，又存在着高度的风险性，所以该机构的地位、职权只能高于国台办、港澳办。

　　今日北京决策层在南海问题上处境尴尬，形格势禁，攻守皆难。讲到底，并非中国在客观上力有不逮，而是过去几代领导人在谋略擘划上，视野有所局限性所致。又与今日领导人何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战略家和学者、专家，本着“往者已矣，来者可追”的精神，今后作战略擘划时，毕竟可以考虑得周延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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